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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虚大师简介(1889~1947年)

  太虚大师,是民国时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,是佛教新旧派对立时代的新派领袖,以至于中日战争胜利后的全国佛教领袖,是《民国高僧传》中必不可缺的重要人物。不过,在法系传承上,他并没有所谓“传法授记”的传承。原来大师以为,佛门付法,徒具形式,没有实质的意义,故不以法系为重,所以他根本没有受过甚么人的传法授记。虽然如此,但大师十六岁时,依苏州小九华山寺的士达和尚出家,士达和尚是临济宗法脉,大师当然也算是临济宗的法脉。并且,大师一生提倡人间佛教,八宗并弘,他并不是某一宗某一派所可局限的人物。
  太虚大师俗家姓吕,乳名淦森,浙江省石门县(民国改名崇德县)人,清光绪十五年(一八八九年)己丑岁腊月十八日,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(民国改为海宁县)的长安镇。父亲吕骏发,母亲张氏,太虚出世未久,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,出生八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。四年后生母再嫁,太虚由他外祖母抚养。外祖母信奉道教,在女儿再嫁后,带著五岁的太虚,到长安镇外三里处的大隐庵修行。太虚的舅舅张子纲在庵中设了一处蒙馆,太虚依外婆在庵中长大,也随著舅父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书。
  太虚十三岁时,外婆把他荐入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店做学徒。由于那时他染上疟疾,做了几个月,因疟疾时发,为店中辞退。外婆一向对他疼爱有加,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养,温习四书,学习作文。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做学徒,百货店的老板喜爱看小说,太虚在店中空闲时,也看了许多如《七侠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今古奇观》、《聊斋志异》之类的章回小说。如此过了一年,他已十六岁,智识渐开,内心的苦闷也随著年岁而增加,乃生起了出世的思想,决计到普陀山去出家。
  是年夏历四月初,他借故离开长安镇到普陀山去,由于错上了到苏州去的船,他发觉后由中途的平望下船,当地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,他想起九岁那年随外婆朝过九华寺,乃到小九华寺,找到了一位士达和尚。士达和尚以十方丛林不能剃度徒弟,所以十多天后,带他到木渎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,为他剃度。士达是禅宗临济派,乃给他取派名唯心。士达的师父奘年老和尚,住持宁波团桥头玉皇殿,所以太虚在灵岩山住了几个月,士达领著他到宁波,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他。
  奘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,对他极其慈爱,带他到镇海找大夫看病,医好他的疟疾,并为他立了一个表字叫“太虚”。出家那年十一月间,宁波天童寺传戒,奘年老和尚陪著太虚到天童求戒。
  当时天童寺住持是八指头陀寄禅,也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和尚。佛制沙弥年满二十始能受比丘戒,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身分证一类的证明文件,受戒前问:“年满二十了吗?”求戒者答称“已满”就可通过,太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戒,虽然他心中也不以为然,但习惯如此,也就只好从容了。受过戒,奘年老和尚特备了一席斋,请寄禅写封介绍信,送太虚到永丰禅院学经。寄禅看出太虚神慧,堪为法器,有意栽培他,当下修书介绍他到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。水月名岐昌,以表唱水陆忏文名于时,且善属文,宁波寺院一般缘起、疏启一类的文字,大都请他来做。太虚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工夫,一部《法华经》已读诵得滚瓜烂熟。水月很器重他,让他住在内库房,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《指月录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凤洲纲鉴》;继之开始受读《楞严经》,并买了《诗韵》,学习作诗。
  这时,福建籍的圆瑛法师,在天童寺从寄禅和尚习禅,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。圆瑛长于诗文,太虚正在学时,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。圆瑛出生于光绪四年(一八七八年),长太虚十一岁。太虚十八岁时,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。那时听经叫做“学教”,讲的经不外是《法华》、《楞严》或《弥陀疏钞》。讲的方法,或依《天台四教仪》讲,或依《贤首五教仪》讲。道阶是南岳默庵法师的传人,经精于天台,兼通贤首与唯识,是那时一位很叫座的法师。太虚由于学教的关系,就搬进天童寺住入禅堂中,并学习坐香、跑香、吃放参、敲教香、当值、出坡等。住入天童寺,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,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,订盟换帖结为兄弟。
  翌年,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《楞严经》、《相宗八要》及《贤首五教仪》。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利益,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。于是,天童寺的经期一完毕,圆瑛就陪同太虚到西方寺,为他引见净果和尚,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阅藏。太虚在西方寺阅藏,对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。后来他在《自传》中说:
  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,大有造于我一生,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,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,终不忘他的友谊。
  他在阅藏期间,一日阅《大般若经》垂尽时:
  忽然失却身心世界,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,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,明照无边(见《自传》)。
  以后,他再阅《法华》、《华严》、《台贤教义》等经论,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,不再为语言所拘,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。西方寺阅藏期间,有一位华山法师来访净果,也住在阅藏寮,平常翻阅禅宗语录。华山是一位具有新学根柢,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。少年时代即已蜚名讲肆,文字辩才均所擅长。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,见太虚是有慧根的法器,就对他讲解世界大势、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、振兴僧学,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。太虚初闻此说,不以为然,二人辩论数日,相争莫决。西方寺的净宽为之调解,太虚亦为好奇心所驱使,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。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,包括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、梁启超的〈新民说〉、章炳麟的〈告佛弟子书〉、谭嗣同的《仁学》、严复辞的《天演论》、《五洲各国地图》等。太虚读后,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,使他由“超俗人真”而转到“回真向俗”的路上,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。
  结识华山后未久,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。栖云俗姓李,湖南人,传闻似中过秀才,弱冠出家,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、六年,又到日本留学,加入同盟会。光绪末年,与徐赐麟、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。太虚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,阅读《民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及邹容的《革命军》等革命书刊,使他有了“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”的思想。
  宣统元年(一九〇九年)初,太虚受到华山和栖云的劝说,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“祇洹精舍”就读。祇洹精舍有学生十多名,出家众有仁山、智光、开悟、惠敏等人。杨仁老授《楞严经》,苏曼殊教英文,谛闲法师任学监,但只读了半年,祇洹精舍以经费困难而停办,仁山等人转学入江苏僧教育会所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,太虚以华山的推荐,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。年底,又回到西方寺阅藏。宣统二年(一九一〇年)正月间,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,约太虚到广州,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僧教育会。到了广州,因月宾是湖南人,与广州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,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,太虚暂在双溪寺安住。
  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,太虚也时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。革命党人粗豪放浪,太虚受他们的影响,也变得豪放不羁,失去原来的纯洁循谨。同时,他也交了许多佛学诗文上的朋友,如邹鲁、叶夏声、陈静涛、邓尔雅等。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梅光羲,这时在广州任广东司法研究馆监督,二人也时相往还。光羲并以一部新刊印的《成唯识论述记》送给太虚,此后使太虚对于法相唯识之学有所偏爱。
  翌年三月二十九日,广州革命党人起义,七十二烈士殉难,官厅追捕党人颇严,太虚不敢在双溪寺再住下去,迁到江西会馆避锋头。四月九日,栖云为官厅逮捕,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太虚的一首〈吊黄花岗〉诗,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,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,索之不得。太虚闻知此事,就匿居到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。当时,报纸上曾登出太虚的〈吊黄花岗〉诗,有以“阿弥陀佛的革命”为标题者。后来经过他的诗友江孔殷、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,得到官方“速即自离广州,可以不究”的承诺,太虚乃于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。
  宣统三年(一九一一年)辛亥中秋节后,武昌起义,不旋踵各省响应,民国肇建(一九一二年),以南京为国都。民国元年(一九一二年)元旦,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。太虚与同学仁山等,在南京组织“佛教协进会”,设办事处于毗卢寺。太虚且面谒孙大总统,颇受嘉许。因接受仁山的建议,在金山寺开成立大会。开会之日,由于新旧派的对立,会场上发生冲突,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。民国元年(一九一二年)四月,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,在上海组织“中华佛教总会”,召太虚到上海相助。佛总成立,太虚组织的“佛协”也并入佛总。到了一九一三年元月,寄禅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,于北京法源寺入寂。寄禅的诗友熊希龄以事闻于大总统袁世凯,政府准予佛教总会成立,对寺产稍有保障。是年三月底,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,选出常州天宁寺的冶开和热河都统熊希龄为会长,释静波为副会长。冶开和熊希龄都是挂名,事实上会务由静波掌理。会中通过太虚为《佛教月报》总编辑,仁山亦驻会办事。阳历五月十三日是佛诞节,太虚主编的《佛教月报》创刊,不过只出了四期,就因故停刊。
  民初那几年,太虚以所办的佛教协进会失败,继之八指头陀逝世,使他对佛教的前途颇抱悲观。再加以种种世缘的牵扯,使他对佛教大有离心的趋势。这时他就以坊间各种新旧译者的小说文学书来消遣。当时流行林纾的译者、李涵秋小说等,他莫不遍读,并常用化名在报纸杂志上投稿,习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,对佛教已若即若离。但使他终不与佛教绝缘者,一者是寄禅生前,曾唤他入其丈室,诵《孟子》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一章相勖勉;再则他的师祖奘年老和尚对他始终关怀爱惜。以这两位老人的关系,使他不忍心脱离佛教。
  一九一四年夏天,他自消沉中振作起来,到普陀山去闭关。法雨寺的住持了余和尚,闻得他要去闭关,为他准备下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,备下书桌、书架、器用杂物。一九一四年八月,太虚带了十多件书籍行李等箱笼,到普陀山进入关房。这时印光法师也驻锡法雨寺,特来为他封关。太虚在关中坐禅、礼佛、写作、阅读,日有常课。他阅读各种新旧学书籍,旧的如经史子集,新的如民国经世文篇、严复的各种译著,以及章太炎、梁启超的著作。翌年春间,他开始精研《三论玄疏》,特于《百论疏》用功尤多。继之在关中著作,首成《佛法导论》,为整个佛法的概观。又作〈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〉、〈教育新见〉、〈哲学正观〉、〈辨严译〉、〈订天演〉、〈论荀子〉、〈论韩愈〉等论文。一九一五年十月,北京政府公布〈管理寺庙条例〉三十一条,条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。他在关内阅及,审度时势,撰写了《整顿僧伽制度论》一书,备异日施行。
  虚师闭关三年,应该到一九一七年秋天满期。但一九一七年春天他动了出关之念,请了余老和尚来为他开关,出关后到前后寺院去看了些朋友。朋友看他样子变了,原来他留了胡须。这年,太虚二十九岁,留下胡须看起来老成稳健,非复昔年的疏放情态了。出关之后,到上海、宁波各住了一阵子。这时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和尚,请圆瑛法师去讲演佛学,圆瑛事繁不克分身,荐太虚以自代。太虚以此机缘,游历了台湾的基隆、台中。在台中寓慎斋堂,并应雾峰林纪堂、林献堂兄弟之请,到林宅为说佛法。台湾演讲事毕,善慧和尚陪著他到日本游历及考察。在日本游历两旬,于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下旬回到上海。
 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,倡导人生佛教,讲学弘法,席不暇暖,认真的说,是由一九一八年才开始的。他自出关以后,先到台湾演讲,继到日本考察,对于自己在关中三年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,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,因而开始他为时三十年的改革运动和弘法事业。一九一八年,他得到陈元白、蒋作宾、黄葆苍诸人的发心协助,在上海创办“觉社”。觉社以出版专著、编辑丛刊、演讲佛学、实地修行为宗旨,这是他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据点。《觉社丛刊》季刊出了五期,为配合弘法需要,于一九二〇年二月改为《海潮音》月刊,这是大师推动佛教改革运动,倡导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。《海潮音》创刊迄今八十年,目前仍在台湾发行,这是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。
  大师的弘法事业,由一九一八年开始,数年之间,遍历沪、杭、武汉、北京、广州、长沙,讲席频开,法筵极盛。尤以武汉方面的信众,对大师的志业支持最为热切,一九二二年有“武昌佛学院”之创立,为整顿僧伽制度作准备。十二年四月,汉口佛教会成立“宣教讲习所”,聘大师为所长,招生讲习。一九二三年暑假,大师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,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,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为惊异。一九一四年七月,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世界的佛教联合会,并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。一九二五年冬,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,我国佛教界组织中华佛教代表团,由大师任团长,率团赴日出席。一九二六年春,与章炳麟、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(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)。七月,拟筹办寰球佛教图书馆。八月,南游星洲,十月返国。一九二七年四月,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,兼闽南佛学院院长。闽南佛学院是那段时间华南最具规模的佛学院,培育不少弘法人才。
  一九二七年,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,国民政府奠都南京。一九二八年,内政部长薛笃弼,本为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下,提出了“改僧寺为学校”的草案。这时佛教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(民国初年的佛教总会,于一九一五年已被袁世凯解散),新的国民政府又以:“革命期间不便提倡宗教”的理由,不许佛教界成立佛教会。一九二八年七月,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了“中国佛学会筹备会”(不标出佛教之名),继而大师即出国赴欧洲弘化。圆瑛法师曾参加了南京的“佛学会”,但回到上海后,即为所谓“名流居士”者所包围,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另行组织“佛教会”,会址设于上海觉园。六月召开成立大会,此时大师已自欧美弘化回国,也参加了成立大会。大会中圆瑛当选为主席,太虚当选常务委员,其他委员尚有仁山、德浩、常惺、弘伞、王一亭、屈文六、关絅之、黄涵之等共三十一人。佛教会成立,太虚大师与王一亭居士联名上书国民政府,陈述佛教会成立的理由,于一九三〇年三月获得内政部立案。
  佛教有了全国性统一的组织,本可集中全国僧界优秀人才,振兴佛教。无奈一部分思想保守的僧侣,认不清时代背景,唯以把持庙产,操纵佛教会为事;加以上海所谓“名流居士”者,其中不乏失意政客,落伍军人,混迹佛门,无非想利用佛教群众的关系,做为个人的政治资本,他们在佛教会内播弄是非,翻云覆雨。一九三一年佛教会改选,太虚大师一系获得胜利,将会所迁至南京办公。落选的名流居士唆使圆瑛辞职,发动江浙诸山抗缴所承认的经费,进而在上海设立佛教会驻沪办事处,以架空南京的中国佛教会。太虚大师见事无可为,愤而登报辞职,从此不过问佛教会的事务。自此之后,中国佛教遂分为两派,保守派的江浙诸山,及上海名流居士等,拥戴圆瑛法师为领袖;而希望佛教改革的青年僧侣,则拥戴太虚大师为领袖。圆瑛、太虚二师,本来友谊颇笃,曾经义结金兰。唯以“名流居士”之辈从中播弄,使他们的友谊终至于凶终隙末,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与进步,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惋惜的事。
  一九三〇年春,大师游化闽南,在南普陀讲经,并应大众之请,连任南普陀寺住持。九月,成立世界佛学苑所属的北平“柏林教理院”,并入川弘法。一九三一年四月,以南京佛国寺为世界佛学苑苑址。同月,任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。十月,游化开封、洛阳、西安。十一月,在西安被公举为崇仁寺住持。一九三二年十月,任奉化学窦寺住持。十二月,辞去南普陀寺住持。一九三五年四月,大师促成之《佛教日报》创刊,任社长,范古农任总编辑。十一月,赴香港弘法。
  一九三七年,日寇谋我日亟,终于于是年七月七日藉芦沟桥事变,对华发动长达八年之久的侵略战争。八月大师入川,十二月迁中国佛学会于重庆长安寺。一九三八年十月,迁《海潮音》杂志至重庆出版。同年在重庆组织僧伽救护队,于空袭时出动救护伤亡。一九三九年五月,当选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。九月,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,任团长。十二月,率团访问东南亚佛教国家,又滇入缅。一九四〇年元月,由缅甸至印度,转锡兰。三月抵新加坡,转吉隆坡、槟城。四月,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、河内返回昆明。
  一九四一年二月,任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。一九四三年,与于斌、白崇禧、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,任常务委员(佛、回、天主、基督教各一人)。同年二月,任大雄中学董事长。一九四四年八月,患轻度中风,在重庆缙云山疗养数月,始告痊愈。一九四五年春,任西安大兴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长。八月日寇败降,抗战胜利,十二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。
  一九四六年元旦,国府授予胜利勋章。四月,复员返南京,在镇江焦山设僧材训练班,为整理佛教训练人才。八月,抵镇江焦山,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。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,在上海玉佛寺为退居的震华法师行封龛礼,说法将毕,忽中风旧疾复发,延至十七日下午圆寂,享年五十九岁,僧腊四十四年。
  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,太虚大师不仅是一代佛教领袖,同时也是佛学思想的巨擘。大师的佛学思想,虽然亦得力于他钻研经典和各宗教法,但对佛学的见解,亦来自亲身的体验。大师幼年,听力敏锐,记忆力过人,几至过目不忘。十九岁时,在西方寺阅藏,及阅《大般若经》时:
  积月余,《大般若经》垂尽,身心渐渐凝定。一日,阅经次,忽然失却身心世界,泯然空寂中,灵光湛湛,无数尘刹焕然炳现,如凌虚影像,明照无边,坐经数小时,如弹指顷。
  此后,大师再阅《法华》、《华严》等经论,恍然像是自心现量境界,不再为语言所拘,所有过去疑团从此冰释。
  一九一四年,在普陀山闭关,穷究经论,自《楞严经》中窥得唐代以后中国佛学的纲要,作成《首楞严经摄论》。他认为《楞严经》是中国佛学的“大通量”:
  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,未尝有一宗贬为权教,应量发明,平等直入。
  又称:
  此一部中兼赅禅、净、律、密、教五,而又各各尊重,各各圆极。
  大师以《楞严经》为宗本,他的思想并不拘泯于大乘各宗中的任何一宗,而是融合各大宗派,主张诸宗平等,各有殊胜。
  大师早年,也是依据古德传统,将佛法分为禅、讲、律、净、教五门。禅者教外别传,属于宗门;讲者包括天台、贤首、慈恩,属于教门;律是出家在家所持的戒法;净是修学净土;教指的是密教。普陀山闭关后,他的见解转变,认为小乘只是大乘的阶梯,大乘才是佛法的根本。小乘在中国仅有毗昙、俱舍、成实三宗,而毗昙、俱舍摄于唯识,成实附入于三论。早期在中国流行的大乘十一宗,就中《涅槃》归之法华,《地论》归之于华严,《摄论》归之于唯识,于是整个佛法可归纳为大乘八宗,即天童、贤首、三论、唯识、禅、律、净、密。八宗各有殊胜义,皆以成佛为究竟,唯各宗于一切法所起观行不尽相同,如唯识宗以一切法皆是唯识所变,三论宗以一切法皆是空无自性。因此,八宗各有殊胜,不能偏废,亦不可说此优彼劣,或彼高此下。此一观念突破了古德判教的传统。
  迨及后期,大师于〈论大乘三宗〉一文中,判大乘佛教为三宗。他在文中说:
  往者尝据空与非空不空,合说大乘为一切法空宗、唯识圆觉宗之二宗。然以唯识与圆觉犹可分也。故究竟显了,乃分三宗:
  一、法性空慧宗......无漏般若主-
  二、法相唯识宗......有为唯识主-─基师义
  三、法界圆觉宗......无为真如主-
  大师在文中更加以说明曰:
  此三宗之差别何在?法性非安立故,一切名相不可施设故,唯用遮词遣破,破无可破,毕竟无一名可得,故唯引发法空般若以通达,龙树系大乘学属之。法相是安立故,施设诸法名相故,多用表词成立,破亦为立,显了无一法之不建,故当善巧唯识现义以贯持,无著系大乘学属之。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,遮表破立,同时一致,施设不施设,皆不可思议,故是如来大圆觉海之所印证。
 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:
  行在瑜伽菩萨戒本,志在整理僧伽制度。
  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,有下列三项重点。他在〈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〉一文中提示:
  一、革除:革除历代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;革除家族化剃度法脉的私传产制。
  二、革改: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,化导社会;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。
  三、建设:依三民主义文化,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;以人生佛教,建设中国僧寺制;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。以人生佛教,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。
  以上三点,是大师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。遗憾的是,他三十年努力以赴,目标并未实现。他晚年在〈我的革命失败史〉一文中说:
  我的失败,固然也由于反对面障碍力的深广,而本身的弱点,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,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,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。然我终自信,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。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,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学制。
  事实上,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──三十年间战争不断;没有政府的支持──政府只在“寺产兴学”上动脑筋;佛教僧侣本身自觉者太少,狮身虫太多,都是指佛吃饭、赖佛穿衣者流。大师虽苦口婆心,声嘶力竭,其奈独力难撑大厦何?
 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,大师中风旧疾复发,京沪杭甬等地的缁素弟子闻讯来集,多方医护。大师以化缘已尽,于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,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,世寿仅五十九岁。大师一生著作等身,后由弟子印顺、续明、杨星森等编辑为《太虚大师全书》,都七百万言。
  (于凌波著)(根据网上资料编辑)

  附:太虚大师文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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