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时候标准讲求四个字“简、要、详、明”，要简单，要扼要，还要详细，还要明白。要做到这四个字才算是好的文章、好的言语，没有废话也没有雷同。这桩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了，无论是长篇或者是小品、短篇的，大经或者小经，我们从科判上就能看到，你才看到经典文字之美，文字之好；你多一个字，它就累赘，少一个字它就不通，就连贯不下去。所以文章、言语做到这样的标准才算是第一流的，现在人已经很不容易、很难做到这个标准。所以我们尽量把一般讲经把它浓缩，如果不浓缩，文字太多，这文字里面废话太多，实际上都可以把它删除掉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有这个概念。
至于翻译那就更困难了。我们同学当中，在此地还有几位晓得早年沈家桢居士，我在台湾台中求学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从事于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英文。他找了许多人，真的是学者专家，也都花了很多钱。他那时请人翻都是要付很多代价的，我知道他大概总花了几百万美金，在那个时候不是在现在。翻译的量很大，我是曾经取他一篇东西，这一篇就是倓虚大师的《念佛论》，这我想很多人都读过倓虚大师的《念佛论》，那是倓老的开示，不是经。早年我把它附在《无量寿经》的后面，第一次印《无量寿经》的时候附在后面，曾经印过一万本。以后我在温哥华讲经，温哥华有一位医生是中国人，他是加拿大国籍，也常常来听我讲经，告诉我，（他的英文程度很好）：法师，这个东西以后不要再印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：他翻译的英文，中国人看不懂，外国人也看不懂。我才晓得这里有问题，翻译的有问题了。
以后我到纽约遇到沈家桢，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，他就带我去看。他自己有个图书馆，这个图书馆是在纽约大学里面。纽约大学图书馆给他一个大房间，那个大房间差不多有三千尺，有我们这一层楼整个面积这么大，堆在一个角落里面就是他所搞的翻译的这些经论。他告诉我一本都拿不出去！你才晓得这个东西困难。
所以，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，我们中国人有福报，祖宗有德。无论是印度，无论是中国，早年从事于译经的人都是证果的人，不是开悟，证果！李老师给我讲至少都是三果以上，三果是阿那含。他说三果以上的圣人，菩萨再来，不是普通人，所以经典能够翻得这么好，意思决定没有错误，文字比梵文原文还要华美。所以早年，那是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方东美先生给我讲，我曾经有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，我说佛经大量流通，梵文流通到中国来了，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把梵文保存？在中国梵文经典都丧失了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方老师笑笑给我说：中国人太自负了！确实是没错，中文经典翻的意思正确，文字比梵文还美。他说念中文本就够了，不要再念梵文了。这是从前中国读书人，你说那种民族的自信心多强，真是做到了这个水平。哪里像现在中国人！
中国人遭这么多的苦难，这二百多年来遭这么多的苦难，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胡秋原先生给我说的，丧失了民族自信心，舍弃了传统的文化，所以才遭受这二百多年的苦难。现在如果不能够自觉、不能够回头，这个苦还有得受，不是说受到今天为止，还有得受。所以胡先生一生真是大声疾呼，恢复传统的文化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，所以翻译不容易。在中国过去翻译不是个人做的事情，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人英文好、中文也好，就可以翻译了吗？不行！那问题很严重，确确实实不是一般人能翻的。
佛经里头有一句话说，《华严》、《大智度论》上都讲“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”。那个智是什么？世间绝顶聪明智慧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佛法，要有人教。什么人？过来人、修行证果的人。证果，你的知见跟佛才相同，佛什么意思，你一看就明了，你能说得出来。这我们讲经讲这么多年常常提到，佛的经典没有意思，你怎么翻？经典没有意思。可是经典起作用的时候，你要是研究讲解的人，它无量义，字字句句都无量义。你今天把它翻成白话文，只有一个意思，无量义只有翻一个意思。你说这个问题严不严重？所以同样一部经，深说、浅说、长说、短说，得大自在。在中国流传下来的注解，大概最丰富的就是《金刚经》，五百多家注解，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，都没有讲错，都对，你怎么翻法？所以真正翻经的人一定是证果的。你说我开悟，开悟还不行，开悟你能讲，翻还要差一着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，外国人现在是没这么大的福报。
我在台中的时候，有一天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学佛的在家居士，学佛的，学得非常认真。到台湾听说李老师的名气很高，到台中向李老师请教。在对谈的时候我也在座，他所讲的那些佛法，李老师问了一个问题，他的答覆李老师很不满意；他向李老师请教，李老师跟他讲解他也不满意，彼此都没有法子谈。到最后，老师看到他带了一本厚厚的书，李老师问他：你带的是什么书？他说《佛学字典》。李老师灵机一动，好，他说：你查查看字典里头的解释，“二足尊”怎么讲法？他翻，查到了，两只腿里面最尊贵的。你说这有什么法子？老师笑笑，老师又问了一个“般涅盘”。般涅盘查到了，死叫般涅盘。那老师说谁不入般涅盘？哪个人都要死，死了就入般涅盘。你说这个问题严不严重？所以李老师就送客，就不谈了。告诉我们说外国人学佛法，字典里头是这么写的，人家用这个作为依据，先入为主，你说怎么办法？
在台湾，沈家桢居士也委托李老师帮助他把经典的注解（不敢说是解释经），古人的注解都是文言文的，把古人注解用白话文翻译出来，这事情也不容易。别说是经，诸位从台湾来都知道，台湾国语日报《古今文选》我想很多人都看过，你看那是世间法，文言文，古文文言文把它翻译成白话文，在当时真的是教授、学者专家所翻的，翻译出来之后，你跟它原文对比一下，你再去念念，味道不一样！这是说明这个事情很不容易。
在中国古时候译经，我们晓得译经都是国家来做的，不是一、二个人能做得出来的，译场它有制度，参与译场的人很多。我们今天看到经，譬如看到《金刚经》，鸠摩罗什法师译的，鸠摩罗什法师是译场的主持人，里面工作的人可多了。罗什大师的译场四百人，他那个译经院那么大的规模；玄奘大师的译场六百人，这在中国最大的译场，帝王护法。所以他一定是开慧。凡是参加译经的人一定是先听讲，译哪部经先讲解，大家都不但能解，他能修，里面还有能证的。
所以我跟沈家桢先生建议，我说如果你这个译经真正是从事这个工作，还是要遵照古时候译场的办法。譬如翻译《金刚经》，你看看现在在世界上，哪个大德不管是在家、出家，对于《金刚经》真正有研究、有修持，解跟行一定要相应，有解无行不能成功。清凉大师讲“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；有行无解，增长无明”，这个话是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疏钞》里讲的。所以一定要找行解相应。这种人到哪去找？一个都找不到了。你再请个十个、八个组成一个小组，你才能搞翻经，你就晓得这个事情难。这是真正说明中国人有福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比起哪个国家、民族，福报超过他们。
中国人的文字，这个文字是智慧的符号，让你看到会觉悟，这是哪个国家都找不到的。中国的文言文，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发明，几千年前就把语跟文分开了。我们祖宗聪明，知道语言会变，但是文不变，所以说不管隔多少年、隔多少代，祖宗写的这个东西，后人能看得懂，没有障碍，这是文言文的发明，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。所以从事于这个工作，基本的条件读经，天天要读经，这是什么？提升我们自己的修养，文字的修养，佛法的修养，我们没有办法到开悟，希望自己能提升。现在我们经那是真的不能翻，就翻讲记，讲记这是白话文，翻讲记好翻，这没有什么多大的过失。但是讲记要把它浓缩变成文学，口语变成文学，这个能做得好，对现前社会会有很大贡献。这种作品，如果说是用翻成外国语文也比较容易，对于一般社会上帮助他认识佛教，现在也讲认识宗教，这个我们努力还能做得到，勉强还能做得到。……（憶栖法师）